（之一）
静夜，夫人在床上用ipad看微信忽然喊起来，“二哥找见韫石舅舅了”，我在窗前电脑上浏览QQ空间，惊喜得嚷道：“是嘛——太好啦！”
说来，这都是8月28号的事了。
这些年一直很内疚，二姨奶二姨爷（韫石舅舅的父母）对我那么好我却没能在最后送他们一程。怨自己不能保持经常联系，总以为自己能常能去北京去了就会去看望他们，谁想从集团宣传部调入民管部当头头就身不由己了。忙碌中再听到两位老人家的消息时他们已经与世长辞了。我搬到北京之后，几年前，与同样怀着感恩与愧疚之情的二哥孙溪专门去景山后街碾子胡同17号找过韫石舅舅（以为找到他这个当爸爸的就会知道更多二姨奶二姨爷的事，找到他也就会找到他的女儿在北京邮政局工作的大虹。大虹曾经在二哥公司资金链欲断的危难之时鼎力相助）。遗憾，没有找见。韫石舅舅在（父母）过世后已搬离。尽管我们磨破嘴皮，新居者（或许是当年住在西偏房的老居者）也不肯告诉我们韫石舅舅的电话或新住址，我们表示理解，遂恳请她把我们的电话记下来转告韫石舅舅。她勉强同意。我们满心欢喜地回去以为韫石舅舅得知会……然而，一两年、三四年……过去了，到如今也鸟无音讯。想来，那新（老）居者并未转告，自食前言。
微信上一幅照片，一段文字，弄湿了眼眶。
（图一：韫石舅舅（左）和二哥孙奚。韫石舅舅已经89岁了。眼睛有些看不清东西了。还念叨着我什么时候回北京呢。自然，我回去一定要去看望他老人家。网摘了一段有关韫石舅舅的文字；“1947年暑假，北大学生在北平地下党的支持下成立了北大民间歌舞社，通过舞蹈活动团结进步学生，加强各校社团的联系和团结，促进北平学生运动的开展。……党组织选派卜超凡、文琪、张群玉、常韫石、李学信等几位党员组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图二：这该是怎样的情感怎样的牵念啊：“动员公安查了北京近60个叫孙奚的……”）
渐渐远去的温馨往事又接二连三地走了回来。
1976年夏天，葛崇敏（四姨）由北京到长春来看望妈妈爸爸，我称那是“破冰之旅”。
妈妈的身世是我心中的迷。我只依稀地知道妈妈的老家在安徽。祖上是富庶人家。可是，妈妈为什么去北京？怎么去的北京？当时投靠的是哪一位？姥姥姥爷又是谁？……妈妈如爸爸一样对家事缄口不言。我想，这恐怕不是夫唱妇随而是有某种约定。我多少次想开口问问，又觉得妈妈一定有她的难言之隐，那样会让她心痛，也许什么时候妈妈自己觉得应该告诉她的儿女就一定会告诉的……那时还在“文革”中，爸妈都受到了冲击和心灵压迫，因此就更不便问了。印象中，哈尔滨有一位舅舅，妈妈带着当知青不幸別折了腿的“长跑冠军”姐姐孙青去过一次。——我当时自觉能体会妈妈内心的苦与无奈：爸爸还没“解放”，三叔还“出过事”，亲戚们似乎都躲着我们，人要自强，不说也罢。现在想，接二连三的“运动”将一切都隔开了，将人心折磨得甘愿（其实也只能）忍受有话不能说没法说没处说的憋屈、冤屈、委屈的煎熬与苦痛。这不是我们一家的悲剧。可如此，我们对妈妈爸爸两个家族的事情就更是不甚了了了——妈妈爸爸也终未能一吐为快，这是他们永远的遗憾，我们亦有了长久的精神空白。我常常会想到周总理在弥留之际的短暂清醒中，与邓颖超面面相觑，眼里露出无限渴望，几次努动嘴唇想说些什么而终于抿住嘴唇什么也没说的情境。多么悲苦、多么无奈啊！妈妈1952年随着由清华大学数学系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组建数学系的爸爸来到长春，自此远离亲眷再不相往来，就是1966年我们“大串联”上北京也不曾走动（其实也不知道多少，当时奶奶还在灵境胡同石板房二条七号住着也没能去看望），一晃儿，就是冰封一般的24年。
葛崇敏四姨的来，想妈妈爸爸该是多兴奋、多感慨啊——当年说是“支援东北支援边疆”说是“院系调整”其实还带着某些不得已离开了祖居北京，举家迁往东北，二十四载春秋经历太多狂风骤雨冰雪寒霜，第一次有亲眷来访，且还在“文革”中，爸爸还顶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妈妈爸爸的脸上露出了多年没有过的笑容，天天忙着弄“嚼谷”。在那个“李半斤”时期（当年有“陈三两”“李半斤”一说，意思是：陈锡联任东北局书记时，东北人民每人每月三两油，后李德生给涨到了半斤），物资匮乏，细粮极少，买肉凭票。妈妈不知怎么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了那么多肉、蛋、油和细粮，家里连天都是“白米饭亮光光，肉炒菜油汪汪”，我由吉林回去跟着大饱口福。葛崇敏四姨自是知道东北的供应比不上北京，感慨得呦：“我这一来，崇鑫大姐和姐夫俩人儿的细粮和豆油，不都让我一个人儿给吃光了吗？”妈妈爸爸的“倾囊而出”，足见对远方的亲眷是多么看重，多么思念。有了葛崇敏四姨的“破冰之旅”，紧接着就有了我的“寻亲之行”。
这年11月，当时在中石油吉化集团建设公司工会的我，为了给俱乐部买电影器材经大连（坐船）转上海去南京，在南京办完公事给两位同行送上车，专程去北京“寻亲”，借故呆了小一个月。这一次，（住在崇文区东花市大街南羊市口55号的）在北京电子仪表行业（？）工作的葛崇敏四姨成了我的“导游”，带着我先后走访看望了（住在北京东城区报房胡同69号外交部宿舍与乔冠华同一栋楼）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的葛崇兰大姨一家、（住在东城区南小街）在北京人艺工作的葛崇娴三姨一家、（住在景山区八大处）在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的葛林舅舅一家，（住在东城景山后街碾子胡同17号）在鲁迅博物馆当顾问从故宫博物院退下来的二姨爷常惠、从北京大学图书馆退下来的二姨奶常芝英，和在邮电科学院工作的常韫石舅舅，由此又见到了韫石舅舅的女儿大虹（潘虹）一家……
从此，景山后街碾子胡同17号，成了那些年我来去过往北京的必到之处。1977年，我由吉化建设公司调往吉化集团公司展览馆、不久又调往集团公司工会宣传部，此后，总有去北京参观学习听课的事，一年甚至要去好几趟。其实，1976年第一次到二姨奶家，我就给惊呆了。什么叫书香门户，看看这儿就知道了：几排顶天立地的书架给各种线装本古旧书塞得满满的，满屋子弥漫着置于潮润中的书籍的油墨与纸张散发出来的别人可能认为有轻轻的霉味我却认为那是真正书香的气息。在坐北朝南的正屋里，每次去，好像都看见二姨奶戴着老花镜、二姨爷拿着放大镜——俩人在那儿各读各的书报。二姨爷坐在靠窗的大写字台的里侧，二姨奶坐在靠门的外侧，挨着门儿，二姨爷的身后是一灰布幔帐，里面是小西屋，屋里仍有顶天立地摆满书籍的书架。每见我来，二姨奶这一侧就必定让给我坐。接着，她就会为我冲一杯茉莉花茶放在桌上，然后，就一定要到廊下的小厨房去为我弄几碟小菜儿。好像约定俗成，根本不用问，我肯定是饿着肚子来的。那小菜儿样样可口、舒心、味美，印象最深的是二姨奶自做的“麻酱菠菜”、八面槽买来的“素什锦”（各种花样味道极好的豆制品，我几次代二姨奶去排队买过）、还有六必居的“松仁小肚”……小菜儿端上来，二姨奶还一定要从正屋门右边儿的柜子里取出“红星二锅头”，多是开过瓶的（因为常有客来？），要我自斟自饮。谁都能想得到，春寒料峭，隆冬时节，奔波一天正口干舌燥、饥肠辘辘，躲进这老四合院里那温馨的小屋，享受这等款待，该是何等的舒坦和惬意啊！就是此时，我内心的感动依然无法言喻。这会儿，二姨爷坐在我对面，二姨奶坐到了北面对脸儿放着的两张床中的一张床的边上，看着我吃，不时问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你们单位有多少人啊？……都生产什么东西啊？……”当听到有“13万人”的时候，两位老人家异口同声惊呼：“嚯，不得了，有那么多人！”
人生中，第一次抑或唯一一次的印象都是深刻的，难忘的。
1976年冬日那个暖融融的午后，韫石舅舅领着我坐公交车去南城逛了一趟公园。这么多年过去了，对公园的印象不是很深，倒是走在路上的情景记忆犹新。
一位“奇异”的老者坐在路边马路牙石上，格外惹眼，天冷石脏没人坐不说，老者还用布带子一圈一圈盘着头，现在想应该是彝族人，同时将一个小碗口粗的长竹筒子斜靠在肩上，说着，就拿出火柴好划着了费力向墩在地上的竹筒那一头伸过去……我这才看明白他是在抽烟呢！哈哈，不仅我好奇，路上（那时候）很鲜见的一个外国人也惊异，他停下脚，歪着头，“叽里呱啦”比比划划地跟“奇异”的、抽“怪烟”的老者聊起来，老者哪能听明白老外说什么啊，一脸的懵懂。四周很快围上了一圈路人，恰巧我们经过，也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以致站住了脚。却见韫石舅舅稍一侧耳，就走上前与那老外“叽里呱啦”地聊起来，老外一脸的惊喜，仿佛“他乡遇故知”，恍然的眉飞色舞地“哇啦”着，路人见状无不啧啧赞叹，向韫石舅舅投去欣赏与赞美的目光。稍后，老外必是全明白了，向韫石舅舅伸出大拇指，连连道谢：“thanks，thanks……”当众人望着我们走开的时候，我的心里啊，那个自豪，还很骄傲呢，我有这样一位精通外语、热心助人的舅舅！不过，当时以致过后我一直很纳闷：北京的公园多了去了，韫石舅舅为什么一定要带我去这一座公园呢？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越写越长，先就此打住作“之一”，得空再接着写吧。）
（之二）
《之一》留下了一个伏笔——“北京的公园多了去了，韫石舅舅为什么一定要带我去这一座公园呢？”——《之二》自然应开门见山，给予照应。
1976年11月那个星期天的午后，韫石舅舅见了我兴致勃勃：走，我带你去陶然亭公园转转！
（上图为我跟韫石舅舅在公园石阶上留影。摄于1976年11月。细瞧瞧，韫石舅舅比我朴素，他穿着建设装，我呢，中山装——吊篼的——呵呵，出差上海南京时想着回程要到北京走亲戚新买的。）
韫石舅舅的话音刚落，我的脑子里就出现了一大串北京公园的名字：颐和园，圆明园，北海公园，天坛公园，地坛公园……随即，心里犯了嘀咕：北京的公园多了去了，韫石舅舅为什么一定要带我去这一座公园呢？可是，又不便问。——韫石舅舅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严肃的，话语不多的，笑容很少的。现在想，那其实是多么正常啊，耸人听闻的“文革”刚刚随着“四人帮”的被捕而宣告结束，这才是一个多月前的事，可是十年的折腾摧残浩劫给人们的伤痛还在，十年的压抑让人们习惯了也只能够如此这般。哪看得到听得到畅所欲言、笑逐颜开？葛崇兰大姨和葛崇娴三姨在一起说“‘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未曾开口还回头“警惕地”看了看我。——于是，就一直没问。十年过去了 ，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直到2013年，我为北京装饰装潢设计师杜达惠写人物小传的时候才恍然……
杜达惠的得意之作——“壹瓶家园”的装潢设计与施工——恰与陶然亭公园毗邻，站在“壹瓶家园”窗下正可饱览公园美景，——使得我不能不认真了解一下这座公园……之后，我写下了这样一些文字：
300年前，清代工部郎中江藻在此筑精美小亭，取（1100年前）白居易诗“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中“陶然”二字命名为“陶然亭”，并撰写《陶然吟》，一抒悠悠情怀：“帝城近抱若几案，方塘碧水淼淼泉。凭高俯瞰百里内，南山一带相钩连。于兹卜筑颇轩敞，风光澄淡景物妍。”小亭建成即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被誉为“周侯藉卉之所，右军修禊（意在水边举行的清除不祥的祭祀）之地”，全国各地来京的文人必到此一游一聚。
清朝康熙年之后，这里已经变成了文人雅士们饮酒赋诗、观花赏月、相约欢聚的场所。春秋佳日更是宴会无虚，同乡集聚，尤轰饮尽致，不醉无归。纪晓岚、龚自珍、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秋瑾等名人志士都曾到这里游览、观光；更有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高君宇等革命家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公园锦秋墩的北坡还敬立着一对感天动地的风华情侣——高君宇和石评梅的碑塑——春风青冢，化蝶陶然，人们纷纷来这里瞻仰和追思，花间、亭前、湖畔、柳岸……无不传诵着凄婉纯美的爱情诗歌。
京城至今还有“每届重阳，出游登高，南则陶然亭，北则古蓟门，远则西山八大处，赋诗饮酒，烤羊分糕，深秋景物，北地风光，以此为最”的说法。当年林则徐（道光二年）还题写了一副楹联，“似闻陶令开三径，来与弥陀共一龛。” 描绘了这里的幽静及隐居生活是多么的惬意和令人神往。
1919年，毛泽东率湖南学界代表团到京曾在陶然亭集会并合影。这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公园。1950年，毛泽东故地重游，做出指示：“陶然亭是燕京名胜，这个名字要保留。”由此，令此亭享誉经久，长盛不衰，成为都中一胜。
——原来如此啊！
我感叹，当年韫石舅舅带我来这儿的时候，我并不知陶然亭公园有着这样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且还有着革命的意义。现在想，韫石舅舅没讲（没多讲）是以为我都了解呢？可我哪有那样的学养与见识啊！而我，习惯了“管住嘴”不多问。而韫石舅舅那会儿也许正陶醉于怀想古往今来贤达雅士饮酒赋诗、陶陶然而浑然忘我之情趣之意境之中呢！
这一次，二哥发来“找到韫石舅舅和大虹了”的消息之后，上“百度”搜索，在下面文章中豁然见到了韫石舅舅的名字，更令我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了……
《白毛女》进北平先于解放军
2013-07-26 02:53:31 来源：人民政协网
中国日报-看世界
本文作者供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因为工作关系，有机会走进一个特殊的人群:张硕文(离休前任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葛彦(常韫石)、王彬、李学信、文祺、董华、顾肇基、鲁扬、林彦、宋柏。这群进入暮年的老人，年轻时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北大民间歌舞社成员。
他们娓娓道来，向我们揭开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针对国统区，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按照地下党工作部署，北平各进步社团相继成立。
北大有了民间歌舞社
1947年暑假，北大学生在北平地下党的支持下成立了北大民间歌舞社，通过舞蹈活动团结进步学生，加强各校社团的联系和团结，促进北平学生运动的开展。
校方对于社团的管理十分严格，训导处登记，负责人备案。为隐蔽北大物理系学生张硕文地下党员的身份，与他同宿舍的许建章主动承担这个任务，担任北大民间歌舞社第一任社长，负责内外交涉，联络学生会、学校和社团联合会的各项工作。
党组织选派卜超凡、文琪、张群玉、常韫石、李学信等几位党员组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为适应广大同学的要求，民舞社采取了不限人数、不限学校，不要固定参加的方式招募成员。第一次举办秧歌舞会就来了300多同学，仅正式签名登记的就有100多人，民舞社一跃成为一个很有活力的组织。1948年，戴爱莲来北平任教，同学们获悉这一消息，推选张群玉、项党两位党员同学上门求教。民舞社越办越红火，除校内同学外，还吸引了校外越来越多人参加，贝满中学、一中、二中等很多中学的进步学生也慕名而来，在中学生中开辟党的工作阵地。
同学们自编创作了《矿工舞》、《凿冰工人舞》、《农乐舞》等，深受大家喜欢。民舞社以一种清新的文艺形式冲破了笼罩北平的靡靡之音，与没落、颓废的歌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开展群众工作的阵地。
从“白毛仙姑”到《白毛女》
随着社团队伍的不断壮大，同学们决定把在晋察冀一带流行的“白毛仙姑”民间故事传说搬到舞台上来。
（从略）
哦……
原来，韫石舅舅又名葛彦。
原来，韫石舅舅不仅有学识（二姨奶告诉我，他供职于邮电科学院），外语水平高，还有着如此非凡的革命经历哪！
让人肃然起敬啊！
遥想当年，陶然亭也许是（如今已89岁高龄的）韫石舅舅和他的北大革命同学的一个商讨对敌斗争策略的秘密开会地点呢。
38年前，他老人家领着我去，自然也是别有一番心境啊！
之后，韫石舅舅请我在“天桥剧场”观看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演出的《天鹅湖》。那是我第一次看芭蕾舞，实是大开眼界。巧，天桥剧场挨着陶然亭公园。
人哪，对“第一次”的记忆总是深刻的。想来，去陶然亭公园也是第一次，到北京寻亲也是第一次……愿那些个“第一次”永远留在我们美好的记忆中。
以上权作“一段往事，一世情缘”的之二吧。
之三将介绍同样令我们敬仰（自然还格外怀念）的韫石舅舅的爸爸妈妈我们的二姨奶、二姨爷。
结尾放上几张陶然亭公园的照片，希望能带给我们“陶然共忘机”的美好感受。
(2014/11/10完稿。图片由网上转来，版权归于原作者)
（之三）
（1985年，王二嫂寄给我的《常惠传略》。常惠即我们的二姨爷。）
“时间都去哪了”？
2014年“春晚”上的这首歌，唱进了亿万观众的心里。
此时，我又缘何感叹？
因为总想写，却总是拿不出整状点的时间，静下心来写。
咳，闲言少叙。《之三》连着《之二》，要说说我们敬爱的二姨爷二姨奶了。
想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接触的缘故，可能许多人不太熟悉两位老人家，如我当年和此前30年（只略知一二）一样。所以，我把去年在QQ空间撰写《悄悄流失的岁月》一文时收集的一些文字，连同1985年王二嫂寄给我的《常惠传略》，一并作为这一篇的内容吧。
常惠传略
常惠字维钧，北京人。生于1894年，逝于1985年，享年93岁。幼年时，其祖父原为北京富商，因八国联军入侵，经营的商业被抢掠一空，家道中落，曾赴上海等地投亲读书。青年时期先后就读于北京法文学堂及北京大学预科，在此期间与邓中夏、赵世炎等是同窗好友。在这些革命青年影响下，参加了“五四运动”，并参与了“火烧赵家楼”等行动。1920年入北京大学法国文学系就读，1924年在北大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以后又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助教及编辑。在此期间还在北京空的学校兼任法语老师。
常惠在北大读书期间即与鲁迅先生相识，并协助鲁迅先生著述。鲁迅先生当时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他除听讲外，还负责为鲁迅先生收集资料，并协助整理出版讲义，即后来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他还应鲁迅先生之约，翻译了莫泊桑的小说《项链》作为鲁迅先生《苦闷的象微》一书的附录。鲁迅先生离开北京后，他与鲁迅先生保持联系，鲁迅先生在广州撰写《朝花夕拾》时，就由他在京为鲁迅先生收集了许多资料。他是鲁迅先生信赖的学生和终生的朋友。
常惠在“五四运动”之后，一直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他曾参加毛泽东同志参与组织的北大新闻学会。在鲁迅先生倡导下，他于1922年创办了“歌谣周刊”并担任编辑。这是我国最早的民间文学刊物。他还参与组织了“歌谣研究会”，发动北大的师生广泛搜集民歌民谣。他与刘半农、顾颉刚等共同收集、整理、编写了《全国歌谣总目》。后来出版时改名为《俗曲总目》。这部目录是迄今为止俗曲学唯一的一部总目，这一工作大部是由常惠完成的。在他创议下，还成立了民俗学会，推动了我国民俗学的研究。他是我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常惠还经鲁迅先生推荐，参加了“未名社”的工作，与李霁野、台静农、韦素园、王冶秋、李和林等革命青年过从甚密，给“未名社”办过很多事，在李霁野、台静农遭反动当局逮捕时，由他设法与狱中联系，并多方设法营救了他们处于。在他得到好友范文澜同志即将被捕的消息后，他在即为紧急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亲往通知范，使他脱险。
1924年常惠与葛孚英结婚，葛孚英（又名常芝英）毕生从事图书馆工作，是善本书编目级版本鉴定方面的专家。她还是常惠一生中工作和生活上最好的助手。他们有一子一女。
常惠于1927年离开北大，到古物保管会及北平研究院工作，在主持东陵慈溪墓被盗一案的调查中，认真负责，经过现场详尽考察，揭露了反动军阀盗卖、破坏珍贵文物的罪行。他还参加了河北易县战国时期的古城燕下都及陕西宝鸡斗鸡台秦墓群等著名的考古发掘工作。他主持民间艺术及民俗学的研究，广泛搜集了我国的风筝、剪纸、火画等大量的实物，分门别类进行研究，并举办过大型展览，以后通过世界文化合作协会中国分会向国际上介绍并拟在上海筹建民间艺术博物馆长期展出。在此期间还负责编纂《北平庙宇志》，为此他曾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收集了许多资料，包括北京附近名庙宇内的大量碑刻的拓片，可惜上述这些工作都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
在抗日战争初期，常惠留在沦陷的北平。他坚持民族气节，拒绝出任伪职，宁可担任小学教员糊口。以后由于它的明显的抗日爱国倾向，遭到伪警察局特务科的逮捕，经家属亲友多方设法营救方才出狱。出狱后他离开了北平，辗转到了四川，在考古学家马衡院长的推荐下，到四川乐山故宫博物院办事处任职，负责内迁的古物保管，抗日战争胜利后，调回北平故宫博物院，主管展出事宜。在此期间，他反对国民党，拥护党所领导的民主运动，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在北平解放前夕，他还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为保护故宫的文物做准备。解放以后，他继续在故宫辛勤工作，一直到1958年退休。
退休后，常惠参加了鲁迅博物馆的筹建工作，他负责整理鲁迅故居，鲁迅的遗物和藏书，特别是大量的碑拓，并尽力搜求鲁迅藏书副本，充实馆藏，惟鲁迅博物馆的建立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75年毛泽东主席批准增设鲁迅研究室，常惠受聘为顾问，他热情支持研究人员的工作，每有所询，都诲人不倦。
他还担任了中国文联民间文学研究会的顾问，并做为代表参加过数届文代会。
在十年浩劫期间，常惠遭到“四人帮”的迫害并丧失了许多宝贵资料及收藏品。打到“四人帮”后，他虽已年过八旬，仍然为文物博物机构和众多来访的大学及学术团体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宝贵资料和有价值的回忆，象鲁迅先生平生的事迹，北大红楼建筑物的恢复，什刹海风景区的规划，拍电影有关北京的布景，小到北京街道上的一块石刻的发现，都来找他提供资料，他的家中经常有来访者。
常惠为人正直朴实，勤奋好学，平易近人，在解放前他与琉璃厂等地的旧书店，古玩店的多位店员结成多年珍贵友谊，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实际知识，而他们也经常向他讨教一些学术问题或请他鉴定古书籍文物，双方都得益不少。他生活简朴，一只旧怀表使用了大半生，而他把维持生计外能省出的钱都买了书籍，爱书如命，终日手不释卷。他但求学问做贡献从不计较名利。他的珍贵资料，只要有用，无不乐于借出供人参阅。
常惠毕生热爱祖国，支持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她对我国的考古、文物保管；鲁迅研究、民间文艺和民俗学都做出了许多贡献。
逐字敲完，方想到：若用相机拍下来展示岂不省时，马上又觉得那样失敬了，二姨爷他老人家做了那么多工作有那么大贡献待我那么好，我花上点时间都不行吗？惭愧——为自己那样一想。——而这，对我又何尝不是一个学习，一种特别的缅怀和纪念？
那么，二姨奶呢？
（注，以下加粗文字均为网摘）
《娜拉走后怎样》是收在《坟》里的原稿，静农收藏，由维钧代为找裱工装潢成了一个手卷，这份极可宝贵的《娜拉走后怎样》手稿装裱成长六十五英寸、宽八又四分之一英寸的精美长卷，首三页书于完整的对折白纸之上，后多接页装裱，难以准确分页。卷首题字：“豫才先生讲演手稿一九三七年七月葛孚英题”，葛孚英者，常惠夫人是也。整份手稿字迹端正，一气呵成，几无修改斧削的痕迹。手抚简篇，足可想见鲁迅当年才思横溢，倚马可待的写作神情。特别令人惊喜的是，手稿长卷之后还附有从不为人所知的六篇题跋，分别出自常惠（常维钧）、魏建功、马裕藻（马幼渔）、方管（舒芜）、许寿裳和李霁野之手。除了舒芜，其余五位都是鲁迅生前好友。
好嘛，又是孤陋寡闻，从文字的对照中，方才知道，葛孚英就是常惠夫人，就是我们的二姨奶常芝英。当年我给二姨奶去信、捎东西写名址的时候，一直挺纳闷的：二姨爷姓常，二姨奶也姓常，这么巧？
“世界上最好的童话之一”——《穿靴子的猫》竟然也是二姨奶翻译的！
周作人说，“ 这篇《穿靴子的猫》据我的意思，是世界的最好的童话之一，因为他是这样的美，轻泛而且好顽。……”
二姨奶的文学水平和语言功力了得啊！
看到这样的评价，我当时不由得眼睛一抖，心随之狂跳：你说说，我怎么早不知道呢？可二姨奶又为什么不跟我说一说呢？我又为什么不能多问一嘴呢？以致在她老人家辞世30周年之时，我才知道这一切。当年，我只知道她老人家原来在北大图书馆负责编写唐宋图书目录。
倘若……不早早就向她老人家讨教了么。
咳！
《穿靴子的猫》原载上海《妇女杂志》月刊，1922年5月1日弟8卷第5号，属“法国白罗勒著，葛孚英译”。在周作人“附记”之前，有“常惠跋”。葛孚英（1905-1984），1924年与民俗学家常惠（维钧）结婚后改名常芝英，法文名“伊兰”，撰有论文《谈童话》等。（摘自陈建军《周作人“附记”四则》一文）、
哦，二姨奶的名字是后改的呦！
葛孚英即常芝英。
常芝英亦葛孚英。
杨文学、高方方在《民间的美丽与真实的力量》中，在谈到民间文学时候讲到了二姨奶葛孚英（常芝英），如下：
“其实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刚刚起步时，女学者葛孚英就曾在一篇题为《谈童话》的文章中指出，‘听一个老太太口述一个笑话，不但要朴素正确的记下来，还得能表现出来老太太的故事里全部人物的神气动作。……所以记录时不能只顾事情的原委，或只顾文笔简洁明了，要紧还是先注意说的人当时述说出来的人物的动作、及语气的表情。这是使故事流传下来的要素，也是所需要的精美的内容。’”
（杨文学，著名作家，《山东文学》杂志社总监；高方方，青年文艺评论家，山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下面一段文字，还讲到了二姨爷二姨奶结婚时的一件趣闻呢，鲁迅先生还亲临赠送了贺礼：
……提到北大歌谣研究会，则无人不知有“常惠”其人。一九三五年《歌谣周刊》复刊，胡适之先生说“常维钧是歌谣会的老祖宗”，这话不特风趣，也是事实。他不是由于好事，而是具有歌谣文学的兴趣，这兴趣则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当一九一三年鲁迅先生在教育部编纂处发表一篇《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其论“国民文术”云：“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这是蔡元培先生主长教育部时候。至一九一七年蔡先生在北京大学，为筹备二十周年纪念，要作种种活动，于是受鲁迅先生的启示，学校印出《征集近世歌谣简章》，打算将来编成《歌谣汇编》与《歌谣选录》两书，作为将来二十周年的一种刊物。简章出来后，同学投稿甚多。因在《北大日刊》每天选登一首，后来成立“歌谣研究会”，并创刊《歌谣周刊》。“周刊”附在《北大日刊》发行，此一周刊的编辑校对，均由维钧担任。每当鲁迅先生来校时，便向他问及周刊的情况，以为歌谣已经引起大多数的青年注意，可将内容扩大到民间风俗与故事。一九二三年为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歌谣周刊》编印增刊，内容以月亮为主题，鲁迅先生画了星月图作封面，由沈尹默先生题字。这一薄薄的增刊，不仅引起当时多少青年人的兴趣，也改变了传统的文学史的老观念，这么一来投稿者有来自各省各地，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真情美妙的作品。顾颉刚在周刊上征集孟姜女的传说，没想到此一民间传说人物她的故事分布地域非常之广，资料一多纷纭得难以整理，使他不得不放弃而去研究“大禹”是一条虫了。后来沈兼士先生筹办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设考古、方言、歌谣、风俗四研究室，四室管理人，考古是庄尚严，方言是董作宾，歌谣是常惠，风俗是我。当时北京是各路军阀争夺的据点，大学教职员薪水都发不出，研究所自无力推展。可是我们几个年轻人终日相处，虽谈不上什么研究工作，却有朋友之乐。四维钧夫人葛孚英，他们结婚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八日，他俩结婚的年龄。颇合于中古礼：“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他俩的结合与研究法国文学有关系，维钧读的是北大法文系，孚英是直接受教于法国女老师的。婚礼席上由证婚人胡适之先生致辞，他说维钧是最早提倡研究歌谣的一个人，他在预科学生的时候就很注意于平民文学，这几年来他的成绩我们都很佩服的。他并且套用一首歌谣，算是祝词：新娘笑迷迷，新郎笑嬉嬉，大家甜蜜蜜，一对好夫妻。《歌谣周刊》第五六号，有董作宾的《一对歌谣家的婚仪》记得翔实而有风趣，这儿不必引述了。鲁迅先生在婚礼前亲自到常家送了一部《太平乐府》作为贺礼，此书是元代乐府词汇编，足见鲁迅先生送这一书的含意。据说维钧夫妇对于这一纪念品，历经动乱，直保存到他们夫妇逝世。我认识维钧夫妇，可能在他们结婚的这一年或第二年，已经记不清了。我所收辑的“淮南民歌”一百一十三首，就发表在第二年（一九二五）的《歌谣周刊》上。虽然，我们的结合，并不单纯由于歌谣的爱好，而是文学，因为我们当时的文学社，他虽不是其中分子之一，而是有’密切关系的。文学社在北大理学院对面西老胡同一号，是一座大的四合院，北房三间是社址，也就是我与李霁野的住处，西房两间庄尚严住在那儿，他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维钧先已认识的同学。维钧为人厚重，热诚正直，我们都以老大哥看待他，而他对我们也如兄弟一般。当我们遇到麻烦事。他挺身任之，决不回避。如一九二八年大军阀山东主席张宗昌向北京军头揭发未名社，于是未名社被查封，人被絷系，当时颇为严重。而维钧一面与师友联络营救，一面与被絷系者暗通消息，使之安心等待，果然经过五十天被释放了。那时的北京是极黑暗残暴，青年人的生命直同草莽，此五十天内就有一次十三人被枪决的公报，还有不公告的。而一般知识分子，大都吞声避祸，自是人的常情。像维钧这样的“急难风义”，也是由于时代的正义感。谈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事，一年春夏之际，维钧约我同去北京某一城根走走，方向与地名已经记不清了，去看他的朋友“李大哥”。这一带是老北京的真面目，在澹澹的春光下，却一片荒寒，疏落的矮房屋，有似贫民窟，却也有人家门前陈设小金鱼缸或两盆石榴树之类的。到了李大哥门口，他就出来了，略作寒暄后，边走边谈。李大哥高高个子，生意人样，短衣宽裤，扎“腿带子”，长衫背在肩上，说话走路都很急促，与维钧的态度迂缓正相反。与李大哥分手后，途中维钧告诉我，李大哥是“二次革命”，即反袁世凯帝制的志士，事发后，军警未捕到李大哥，却被抄了家。好像维钧是李大哥一伙的，也受过牵连，他没有详细告诉我，后来我也没有想到问他。
而维钧一面与师友联络营救，一面与被絷系者暗通消息，使之安心等待，果然经过五十天被释放了。那时的北京是极黑暗残暴，青年人的生命直同草莽，此五十天内就有一次十三人被枪决的公报，还有不公告的。而一般知识分子，大都吞声避祸，自是人的常情。像维钧这样的“急难风义”，也是由于时代的正义感。谈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事，一年春夏之际，维钧约我同去北京某一城根走走，方向与地名已经记不清了，去看他的朋友“李大哥”。这一带是老北京的真面目，在澹澹的春光下，却一片荒寒，疏落的矮房屋，有似贫民窟，却也有人家门前陈设小金鱼缸或两盆石榴树之类的。到了李大哥门口，他就出来了，略作寒暄后，边走边谈。李大哥高高个子，生意人样，短衣宽裤，扎“腿带子”，长衫背在肩上，说话走路都很急促，与维钧的态度迂缓正相反。与李大哥分手后，途中维钧告诉我，李大哥是“二次革命”，即反袁世凯帝制的志士，事发后，军警未捕到李大哥，却被抄了家。好像维钧是李大哥一伙的，也受过牵连，他没有详细告诉我，后来我也没有想到问他。
这些文字，怎能不让人心生敬意，无限感佩？又怎能不让人怀有相知恨晚之感,带着深深地遗憾?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反封建文学的英雄，提振民族精神的刀锋斗士，儿时我们就知道那个伟大的的名字和他的伟大的作品，他笔下的“阿Q”、“闰土”、“祥林嫂”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现在方知，我们的二姨爷二姨奶都是与鲁迅患难与共的学生，挚友，同志，这该是何等令人崇敬啊！并且，二姨爷二姨奶自己也在“外国文学”和“中国民间文学”方面有着自己的被世人公认和称道的卓越的建树和成就——在那样一个时代闪烁着璀璨的光芒，并且依然辉映着今天的中国文坛。让人敬仰、感佩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学养，才智，成就，更有他们的品格，风范：营救同志，舍生忘死，支持革命，从不屈从邪恶，就是“文革”中家被抄、书被缴、房被占、人被贬，仍忍辱负重，骨气志气犹在，“出污泥而不染”；虽那样有名气却格外谦逊，不张扬，不“显山露水”，以致使我对他们那样地“不了解”（还是王二嫂寄来的《常惠传略》让我略知一二，却已无从再向老人家学习和讨教了——呜呼哀哉！）；他们是那样地尊重和善待每一个人——包括院子里那些占了他们房子的小市民、小“官吏”……对我这等才疏学浅之晚辈，也是那样的客气，谦和，还说过向我“请教”的话语……
往事令人浮想联翩，二姨爷二姨奶的面影、笑貌、神情总是在脑海萦绕，挥之不去……
（待续）